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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11日 来源:贵港文化网 作者:李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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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内容提要：
歌谣文化是布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壮语、汉语兼容，渊源深远，流传广泛的特点。贵港歌谣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通常手法，也有独特的关语与谐音的艺术表现手法，生动形象，通俗易传，喜闻乐听。相传歌仙刘三姐是歌谣的鼻祖，出生于唐代贵县西山村。本文对刘三姐的出生时间、地点、成长过程以及歌谣的成因、社会影响，与全国各地的记载进行比较，开展研究和论证。
贵港市的土著民族，古时被称为“蛮人”。这些土著民族，主要是壮族、瑶族、苗族、侗族、能歌善唱，经过千百年的积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喜闻乐见的歌谣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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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文化的成因有五：
一是善唱歌的人，能博得妇人的欢心，可藉此媒介，达到最完美的恋爱，并可在这等范围之内，试验和抉择那个恋爱的人比较惬意，进而达到美满结婚的目的；
二是土人在集会、群作、婚宴、宴饮的时候，都以赛歌胜负判荣辱，使千万人集看观战胜负，故唱歌不止，这种娱乐含有有一种剧烈的战斗性；
三是土人最富虚荣心，善唱的人能博得全社会一般民众的尊誉；
四是土人生活痛苦，居地荒凉，工作繁多，若不以唱歌宣泄湮郁，则无去烦怡情的余地；
五是土人无文字，叙述其先哲历史完全以歌谣（或道巫经典）传诵，故在土人眼光下的歌谣，几乎与历代《宗谱》、《史乘》、《典章》同一珍贵。（引自民国二十二年刘锡蕃著《岭表纪蛮》第十八章《歌谣·蛮人好歌的原因》）关于歌的鼻祖，刘锡蕃在该书该章第五节著：“刘三妹，系汉刘晨之裔。父尚义，以唐庄宗（公元923－926年）时流寓浔州（贵县西山村）。三妹貌如天仙，聪慧而善歌，通蛮语。闻风而来者，迭为唱和，或一日，或二日，即罄腹结舌而返。有秀才张伟望者，慕而访焉。与唱歌三日夜，不倦，乃相率登山巅，连唱七日，声出金石，久之，不见下山，村人登山视之，则皆化为石矣。”这段文字，作者显然是把唐代贵县的歌仙刘三妹推崇为广西“蛮歌”的鼻祖。
贵县历代有“三姐唱歌化成仙，留下山歌万万千。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的歌谣，一直流传至今。1980年4月，著名的壮族诗人黄勇刹为蒙光朝、覃桂清等编写《刘三姐歌韵歌例》一书的序言中说：“传说中的刘三姐，无疑是一位公认的押韵大师。都说她能依声就韵，出口成歌，见着什么唱什么，她是许多民间歌手的鼻祖。”这本书开卷就是“三姐骑鱼上青天，留下山歌万万千。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除了第一句与贵县流传的稍有不同之外，其它三句全部相同，再次表明刘三姐是广西山歌的鼻祖。
刘三姐的历史在清代传说较多，有说是广东人、湖南人、江西人、贵州人，多数说是广西人。在广西的传说也很多，全区各地都有传说，后来只有说两地：一是贵县（今贵港市）西山村人，二是宜山下枧村人。下枧村人之说，《宜山县志》只有寥寥数语，记载不祥，难以置信。即使以舞台剧和电影《刘三姐》为根据，也难自圆其说。一是因为剧本和电影纯属文艺作品，不可作为历史依据；二是在剧本和电影第一场“投亲”戏中，刘二带着刘三妹从罗城到宜山投亲，唱词是兄妹是从罗城来，怎能说是宜山人呢？罗城人都不说刘三姐是罗城人，说她是宜山人又从何说起呢？这样贵县西山村人之说，则有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1986年秋，世界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罗尔纲给贵县政协和贵县文化局寄来一份歌仙刘三姐的史料——《歌仙刘三妹传》（路工著《访书见闻录》第406、407页）。《歌仙刘三妹传》的作者是孙芳桂，明代人。此文曾编在清康熙已已（1689）年蓉江怀古堂所刊《古今文绘稗集》中，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作家、浙江钱塘陆次云评选编入。这份史料全文如下：
歌仙名三妹，其父汉刘晨苗裔（按父名刘义），流寓贵州，西山属水南里（按：贵县在唐、宋、元代历称贵州，西山属水南里），生三女，长大，皆善歌，早适有家，而歌不传。少女三妹，生于唐中宗神龙五年已酉（按：中宗神龙仅三年，已酉为景龙三年，即公元709年路工对此有疑。民国二十二年《贵县志》载三妹生于中宗神龙元年，即公元705年，较为准确），甫七岁即好笔墨，聪明敏捷，时呼为“女神童”。年十二，通经史，善为歌，父奇之，试之顷刻立就。十五艳姿初成，歌名益盛，千里之内，闻风而来，或一晶，或二日，率不能和而去。十六，来和歌者终日填门，虽与酬答不拒，而守礼甚严也。十七，有邕州白鹤乡少年张伟望者，美丰容，读书解音律，造门来访，言谈举止，皆合节，乡人敬之，筑台西山之侧，令两人为三日歌。台阶三重，干以紫檀，幕以彩缎，百室流苏，围于四角。三妹服鲛室龙鳞之轻绡，色乱飘露，头作两Y鬃丝，发垂至腰，YE双缕之笠带，蹑九风之绞履丝，双眸盼然，抉影九华扇影之间。少年着乌纱，衣绣衣，节而立于右。是日，风清日丽，山明水绿，粤民及瑶壮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百层，咸望以为仙矣。两人对揖三让，少年乃歌《芝房烨烨》之曲，三妹答以《紫凤》之歌，观之人莫不叹绝。少年复歌《桐生南岳》，三妹以《蝶飞秋草》和之。少年忽作变调，曰《朗陵花》词，甚衰切，三妹则歌《南山白石》，益悲激，若不任其声音。观之者皆欷觑。自此迭唱迭和，番更不穷，不沿旧辞，不夙构时，依瑶壮诸人声音为歌词，各如其意之所欲出，虽彼之专家，弗逮也。于是观众者益多，人人记忘归矣。三妹因请于众曰：“此台尚低，人声喧杂，山有台，愿登之为众人歌七日。”遂易前服，作淡妆。少年皓衣元裳，登山偶坐而歌。山高辞不复辨，声更清邈，如听钧天之响。至七日，望之俨然，弗闻歌声，众命二童上省，还报曰：“两人化石矣！”共登山验之，遂以为两人仙去，相与罗拜。时元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已丑正月中旬也。至今粤人会歌盛于上元，盖其遗云。
《刘三妹歌仙传》与清光绪《贵县志》、《浔州府志》、《广西通志》、清皇朝钦定户部尚书蒋廷锡编著的《古今图书集成》、清顺治刑部尚书王士祯的《池北偶谈》、清顺治进士广西督学闵叙的《粤述》、清浔州推官吴淇的《粤风续九》，以及广东《阳春县志》、《肇庆府志》等史书关于刘三姐的记载基本相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可认定歌仙刘三妹（即刘三姐）是贵县人。1986年11月25日，广西日报发表了《刘三妹歌仙传》全文。
1986年8月10日至13日，广西民间文学集成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南宁邕州宾馆举行。8月11日，玉林、梧州地区及梧州市代表在大会上公开提出刘三姐是贵县人而不是宜山人的，应予纠正。8月12日晚，柳州地区代表覃桂清到住地找到贵县代表李柱南说：“过去我随团到广东演出，各地观众都说《刘三姐》演得好，只是乱编了，刘三姐是贵县人，不是罗城、宜山人。”他还说：“刘三姐姓刘，宜山下枧村壮族人没有姓刘。刘三姐唱的歌是汉族歌，四句七言，汉歌结构，不是壮族歌。广东梅县、阳春、罗定等地的群众也有反映刘三姐是汉族，广西贵县人，小时叫刘三妹，大后叫刘三姐。少数民族缺少文化，怎么学得汉歌呢？”（摘自李柱南《广西民间文学工作会议笔记》）
覃桂清，壮族，广西武宣人，1929年生，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编剧，在柳州地区民族歌舞团工作。1954年在宜山县文化馆工作时便开始收集刘三姐传说，1960年参加柳州地区和自治区刘三姐文艺会演，并列席电影《刘三姐》的座谈会，历经采访、创作、修改、演出、拍戏电影的全过程，对于刘三姐是何方人他是心中有数的。全区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会议与李柱南详谈以后，1987年4月他又跑来贵县，把李柱南和向群（莫社光）收集到的刘三姐历史资料全部要去。后来，他又跑遍全国各地，凡是有刘三姐传说的地方都去过了，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刘在三姐的实物资料，共64条。其中，广西38条，广东17条，湖南3条，台湾2条，贵州、江西、云南、香港各1条。在此基础上，他将材料互相比较，谨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文学性和科学性研究刘三姐，终于著就《刘三姐纵横》，1992年4月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书中的结论是：“刘三姐出生于广西贵县西山，理由比较充分，较为可信。”
贵县歌仙刘三姐的歌有许多首次被编入广西舞台剧《刘三姐》及电影《刘三姐》里，如：“妹相思，妹有真心哥也知。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入山忽见藤缠树，出山又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也缠。”（摘自清代笔记丛书《池北偶谈》、《带经堂诗话》、民国《贵县志》卷二）。关于刘三姐在西山与秀才张伟望对歌的盛况，有许多山歌在当地流传。如：“刘三姐，秀才 ，背脊向东面向西，背脊向东着日晒，听歌男女不思归。大姐去先到小妹，老妹去听又到 ，邻近村头都来睇，贵县城厢来睇齐。”刘三姐与张伟望酣歌在山顶化石后，当地又流传这样的山歌：“刘三姐，秀才 ，一个坐高个坐低，坐高便是刘三姐，坐低便是秀才 。”关于刘三姐与三个蠢材对歌，贵县也有不少山歌流传。如：“姓李不见李花发，姓陶不见桃花开，姓罗不闻铜锣响，三个蠢材哪里来？”“你歌没有我歌多，我有十万八千箩，只因那年发大水，歌书塞断九条河。”两首歌与电影《刘三姐》相同，而且西山有一座伏船山，山形似船底，相传是三个秀才乘载满歌书的船来对歌，败在刘三姐口下，船翻后变成这座山。西山村周围现在还有刘三姐的出生地七星山仙女寨，刘三姐到水井担水的脚印，唱山歌，歌仙庙等遗迹，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刘三姐是唐代贵县西山村人，生于公元705年，卒于公元725年，终年20岁。
贵港壮族及其先民以好歌善唱而著称。秦汉时期，骆越民族地区歌谣就以独特的形式、韵律与风格而享有盛誉。据汉代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的楚国令尹鄂君子晰泛舟湖中听赏的《越人歌》，根据壮族语言学家翻译考证为壮族先民的歌。古越人“尚越声”，作为骆越后裔的壮族，承传了这种歌唱风习。他们“自幼习歌”，“乡村唱和成风”，“皆临机自撰”，并且有定期的唱歌活动，歌谣文化尤为发达。这种风习的形成可追溯到氏族部落时代的群体祭祖形式和族外群婚制向对偶婚制过渡阶段的社交活动，从现在遗存的两种古老歌唱形式可窥见其面貌。一是“壮欢”。“欢”是山歌，“壮”为壮族。二是“汉欢”，意为汉语言山歌。在西江南岸多以唱汉欢为主，西江北岸多以唱壮欢为主，自古以来每年都举行数以万计群众参加的壮、汉欢歌会活动。目前，在港城镇蓝田村、高岭村、旺岭村还保留有一批手抄山歌歌书，石卡镇西山村、横岭乡黄村和高庆村、湛江镇芦山村等地也保存有一批手抄山歌本，这是贵港歌谣文化的瑰宝。
汉欢流传有著名的太平天国起义军歌谣，《唱春牛》、《看牛好》、《哭嫁歌》、《哭丧歌》、《戏班谣》、《梁山伯与祝英台》、《十二月歌》、《孔子歌》、《神名歌》、《刘三姐歌》、《十唱刘三姐》、以及大量的情歌。这批歌谣中，有《天国起义在金田》、《哭嫁歌》、《哭丧歌》、《戏班谣》等26首于1991年4月编入《中国歌谣集成》。
壮族传统长篇排歌《欢敢》和《欢僚》，译为《僚歌》。这种歌唱活动，源于古代壮族先民“随山洞而居”、“以岩穴为居止”，遂而崇拜岩洞并祭扫“敢卡”神。所谓“敢卡”，原意为两腿间的岩穴，暗指女阴，译为生育女神。显然《欢僚》和《欢敢》是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活动的产物，后经历代发展演变为以情歌为主干的传统歌式。
另一种形式是“欢妞圭”。“欢”是山歌，“撤圭”是蛙婆，俗称玛拐。“欢妞圭”即“蛙婆歌”，是流传西江一带玛拐节活动的勒脚歌体的仪式歌。在节日中往往举行隆重的宗教祭祖活动，一个氏族部落或几个氏族部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欢歌狂舞，给青年男女提供了交往择偶的机会。一方面他们通过传唱仪式歌获得有关民族历史、生产活动和伦理道德等的知识，一方面通过对歌比试才智、倾诉心声而交谊结缘。这种祭祖性的歌唱活动，后来便发展成为男女会唱为主体的“好蓬”，意为欢乐的圩场，成为歌圩。
歌圩是贵港壮族人民定期聚会唱歌，并以男女对唱情歌为基本内容的传统风习，是贵港壮族人民歌唱才能的大教场，也是贵港壮族民间诗歌的“大宝库”。歌圩在壮族各地有不同的称谓，如“弗坡”、“窝们”、“和铜”、“坡会”等等。如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中说的：壮人“无论男女，皆认为唱歌为其人生之首要问题。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枯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择偶之可能性，即不能号为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豕之顽民。”贵港壮族群众正是以这种价值观念和美学观念来审视自身价值观念和美学观念来审视自身价值及社会文化活动的功能的，从而促进了唱歌活动的社会化和思想意识的歌化，人们的生存意愿、理想追求、情感交流、生产劳动、历史故事、道德规范，以至婚、生、寿、丧的礼仪等，往往都以歌唱形式来表达，可谓逢事必唱，无处不歌，培养了壮族发达的诗性思维。歌唱不仅成为壮族生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其民族性文化共同体的标志。
歌圩约形成于唐代，歌仙刘三姐的产生是歌圩形成的标志。“刘三姐”是现实生活中歌才超群的歌师，是以尊崇人的聪明才智、歌唱技艺及满足精神生活需求为主体的形象塑造，从而将歌唱神圣化的表现。同时，她也是壮汉两种文化撞击中的产物，文化传播的使者。唐宋时期诗词歌赋兴盛，不少著名的文人学士被贬到广西任职，如唐代的柳宗元、李商隐，宋代的秦观、黄庭坚、苏东坡等，他们积极传播汉族文化，对壮族民间歌谣亦有一定的影响。
如：壮族的传统民歌原以无言押腰脚韵的歌式为主体，唐宋以后出现了类似汉族律诗的七言押脚韵体的壮族民歌；一些歌师既唱壮歌又能唱汉歌；将汉族的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移植成民族化的壮语长篇叙事诗， 如《欢英台》、《舜儿》等，在壮族民间广为流传。但以五言押腰脚韵歌式的壮族民歌，仍是壮族民歌的主体。在特定的历史背景、生活环境和民族文化心理条件下形成的歌圩，既是一种民俗事项，也是各种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是人们进行社会交际的场所，带有深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1985年以来，县级、地级贵港市人民政府先后举办了十次全市性“三月三”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节大型活动，均以壮族山歌对唱为主，涌现了李守榜、韦炳面等一批壮族“歌王”、“歌师”。有力地推进歌谣文化的发展。目前，贵港市港北区港城镇旺岭村的蓝衣壮山歌最能代表布山的歌谣文化，三里、五里一带的歌会则可以代表贵港的歌圩。
粤语歌谣（现代的粤剧小曲）是以岭南土著民族的土著越语（粤语或白话）歌唱的歌，包括船家歌（俗称“蛋歌”），种类繁多，内容也丰富多彩，它是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结合而成的特色文化体裁。贵港的粤语歌谣在沿江城镇流传较广，长盛不衰，如今还相当活跃，成为贵港现代特色文化之一。
客家歌谣（俗称“麻介”山歌）是用客家话歌唱的歌，贵港市自宋淳熙间（公元1174－1189年）已有出现，明代渐多，至今经历近千年。市内各地的客家人多数来自闽粤，语音有潮州音、梅县音、河源音、郁林音之分（引自《贵县志·方言》）。客家歌谣属汉族歌谣，数量约占汉族歌谣总数的一半，其中木格、桥圩、湛江、瓦塘、东津、大圩、庆丰等乡镇的客家歌谣较多。1959年开始，客家山歌发展成为客家山歌剧、客家话表演唱等。客家山歌剧有1959年参加在北京举行庆祝建国十周年全国文艺会演的《剪红带》（木格公社），1983年参加玉林地区农村文艺会演的《回娘家》（大圩镇），1990年参加广西群众文艺会演的《老牛筋过生日》（木格镇），2004年参加广西八桂“群星奖”文艺会演的《龙凤奇缘》（木格镇）。客家话表演唱有1975年参加玉林地区和广西业余文艺会演的《桂花大破迎亲宴》（木格公社），1997年参加广西老年人文艺会演的《五个伯咩庆回归》（桥圩镇）。这些作品是客家歌谣发展的产物，也是客家歌谣的精华。
从1986年开始，贵港市各县根据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研会文民字（1984）808号文件要求，广泛开展民间歌谣的收集、整理工作，于1988年下半年分别编印了《贵县歌谣集》（李柱南主编）、《桂平县歌谣集》（刘经元主编）、《平南县歌谣集》（何志、朱汉忠主编）。这些书集千百来全市民间歌谣之大成，有劳动歌、生活歌、时政歌、历史传说歌、仪式歌、情歌、儿歌和其他歌谣等八类，有汉族歌谣、壮族歌谣、瑶族歌谣，林林种种，无论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文学价值和研究应用价值都较高，是贵港先民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贵港歌谣的艺术表现手法有二：一是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二是独特的关语与谐音的运用。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常见于我国汉族古典诗歌和其他少数民族诗歌，一般称为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古人云：“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也。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贵港市的歌谣，运用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也相当巧妙。
赋之歌，如：“辣椒有人说不辣，甘蔗有人说不甜，不信问人试试看，有人说好有人嫌。”“倒泻水，人就声传倒泻油，隔壁共兄讲句话，人就声传共枕头。”这两首歌都是“敷陈其事而直言”，无疑属“赋”。前一首抓住人们对辣椒、甘蔗味道的两种态度，反映了人们对社会每一种事物，甚至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看法的现象。后一首把倒泻水说为倒泻油，把阿妹与阿哥隔着墙壁讲话说位同枕共睡，这是扩大事实，造谣惑众，害人不浅。
比之歌，如：“日晒苦瓜苦连连，放了油盐煮不甜，一世嫁夫无日好，猪胆擦头苦到天。”“哥铲草皮妹烧灰，草灰不怕大风吹，大风吹得草灰散，吹来吹去又成堆。”这两首歌“比方于物”，属“比”。前一首用苦瓜比喻，苦瓜本来就是苦的，日晒的苦瓜就更苦了。猪胆也是苦的，擦到头上就苦上天了。这样形容一个婚后一世都不能过上一天好日子的妇女，真是苦上加苦，确实苦到头了，比喻得十分绝妙。后一首用烧草灰和大风吹来比喻男女爱情的坚贞不屈，百折不挠，也十分生动，十分贴切。
兴之歌，如：“入山忽见藤缠树，出山又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亦缠。”“鸭子水面打跟斗，大船水面起高楼，荷叶水面撑阳伞，鸳鸯水面共白头。”这两首是《刘三姐》中著名的情歌，都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属“兴”。每首前三句都是先唱其他事物，衬托出后一句的“死亦缠”和“共白头”，“兴”得非常精彩。
关语与谐音的运用是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关语就是双关语，听起来话中有话，弦外有音，诙谐含蓄，细想才明。谐音就是用相同或近似的语音或字音来表达某一种特定的意思，与关语的用途一样。关语与谐音的运用离不开方言方物，必须使用大多数群众熟悉的语言和事物，才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关语式的歌，如：“走去广东买地豆，千条路远为花生，天旱螃蚶爬上岭，为晴逼得两头行。”第一句“走去广东”关住第二句“千条路远”，“地豆”关住“花生”。第三句的“天旱”关住第四句的“为晴”，“晴”是指“情”。这首歌为四句，前三句是后一句的关语，四句之中都有关语，都是围绕一个“情”字，关住一个“情”字。又如：“落雨时天织席卖，交关实是为无晴，半夜阉猪割错脏，暗处断肠心里惊。”这首歌中，上下句之间是用“落雨”关住“无晴（情）”，“织席”关住“交关”，“半夜阉猪”关住“暗处断肠”，“关”得恰到好处，妙笔生花。
谐音的歌，如：“妹心粗，哪有春天花会枯？哪有莲塘不种藕？哪有榨油不有麸？”这首歌里的“藕”音是“偶”，意为求偶、配偶；“麸”音是“夫”，意为丈夫、夫妻。又如：“天旱藕塘栽蕉木，连晴久了不生梳，岭顶耙平作秧地，有心种好个田禾。”这首歌的“晴”音是“情”，意为连情；“梳”音是“疏”，意为不要生疏、疏远；“禾”音是“和”，意为和好、和合。这些谐音，含义明确，通俗易懂，生动形象。
贵港市的歌谣，嚼其味如品了一杯毛尖茶。覃塘毛尖茶是贵港名牌产品，产于云雾山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宜茶的土质资源，使茶叶质量优佳，再经过茶师妙法精制，使茶叶细直如针，色泽翠绿，汤色澄碧，香雅脱俗，味醇甘齿，成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将贵港歌谣与名茶相比，虽不恰当，可又相似。好歌的人若仔细品赏，自会爱不释手，陶醉在歌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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