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贵港是野生稻分布密集区,创造“那文化”就是把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野生稻的存在是发明水稻栽培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只有在野生稻分布区,野生稻的驯化和栽培才成为可能。整个贵港市野生稻覆盖面积46.7公顷,其中紧挨罗泊湾区域内的新塘乡的马骝塘野生稻覆盖面积便有28公顷。而且浔郁冲积平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水网发达,十分适合水稻的生长。
第三,考古发现证明秦汉阶段,水稻可能已是贵港地区各族群的主要粮食作物了。属于港北区辖区的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陪葬品中便有稻谷(见题图)。《从器志●木牍》中有“仓禾童及米厨物五十八囊”,“客籼一石”籼是早稻,客籼有可能是引进品种。历年来还出土有汉代的红陶粮仓,门内左侧一俑跪地而簸,二俑背门而舂,站台一俑喂猪,编号为791号的陶屋有三俑舂米(均为贵港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可见当时已有了杵、臼等为谷物脱壳的工具,说明秦汉时代及之前水稻已成为贵县各族群的主要粮食。至于陶鼎、陶罐出土更为常见,仅罗泊湾2号汉墓就出土有陶壶、瓿、甑、温壶、钵、盒。陶器是人类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创造。从民族学资料来看,在陶器出现之前人们煮食往往是用动物的胃作为容器或采用石烹法,而比这更早的时期,人们只能用烧烤作为熟食的法门。唯有到了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农业,粮食成了人们的主食以后,制陶技术才真正发展起来,相传“神农耕而作陶”,正反映了农业与制陶的关系。陶器的出现是农业出现和人类开始过上定居生活的重要标志。
水稻主粮地位的形成是贵县种植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从人们学会栽培水稻之后,水稻很快便成了种植业的主体。这个过程引起了社会结构显著的变化,新的自耕小农成为农业生产主力,雇佣劳动时有所见,豪强兼并农民并使之成为依附者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在“那文化”的实践中,人们的文明程度也开始有了升华,人们开始注重总结农业生产的经验。光绪版《贵县志》就有:“农历三时,谷收两造,秧既入田,上农薅二次,惰农薅一次。”在注重田间管理之余,也开始考究水利设施的建设,“无沟洫陂池备水,十日不雨田则龟坼,十日霪雨则潦水成灾。”道出了水利设施建设的重要性。
贵港“那文化”的创造和逐步成熟,很快就把虽粗通种稻,但却以鱼猎为主的南越族群吸引了过来,这就是粤东惠潮嘉迁来之人,他们就是贵港历史上的“来人”。他们在贵港种植业发展中做出了贡献,他们“颇讲水利,筑陂池化硗瘠为膏腴,其人兼耐勤苦,陇无弃地塍无宿草”,一看就知道是他们的田业了。
对于稻作的农时季节则总结有“郁林月令”,标出全年逐月的物候特点和农事工作,这些月令并不局限在郁林一地,实际上是西江流域农时农事的综述(“郁林”,汉以后隋以前均为贵县的称谓)。现将月令手录如后:
孟春之月,犁始毕,茶芽圻,柳怀胎,荔枝吐蕊,小麦黄,冬禾熟,土膏动,农始耕具。
仲春之月,蔗初芽,蚕始生,柔桑可采,鱼苗生,草木赛,青蝇蚋拂其羽,蛙部鼓吹。
季春之月,杨梅熟,烟草秀,温风至,布谷鸣,鹧鸪分山,田功毕作,秧针刺水。
孟夏之月,大雨时行,早稻秀,梅子黄,佛桑红绽,高榕荫口,蛤蚧鸣。
仲夏之月,荔枝丹,早稻实,元乌再乳,苦瓜入馔,甘茹初生,蚊雷聚,榴花吐焰。
季夏之月,溽暑,农事忙,早稻急登,晚秧随插,龙眼垂珠,膏菽落,花生茂,藕存丝。
孟秋之月,酷暑大,火西流,香粳秀,竹笋丛生,蟋蟀吟。
仲秋之月,新芋香,梨栗熟,白榄落,木禾犀香闻,凉风至,芙蓉三醉。
季秋之月,晚稻始获,篱菊绽黄,纸鸢翻风,茹蔗流甘。
孟冬之月,柑橙红,橘柚黄,秋谷入禀,八蚕功毕,霜始至,徒杠成蚊,不绝吟。
仲冬之月,遇晴暖,凝阴寒,木叶微脱,梅吐毕,白菘结成葩。
季冬之月,涸圹以鱼,桃李贺春,水仙含芽,山茶舒锦,寒山酿雪。
从月令中我们得知,当时的农业除种植水稻外,还兼种瓜果、芋茹、甘蔗等经济作物,何时种何时收都必须准确地掌握农时,月令是人们长期生产经验的总结,又是掌握农时的尺度,适合于百项农事大兴,要求更准确地掌握农时的要求。
由于稻作文化的时令性极强,故而在稻作文化区便产生了与之适应的神话传说。与罗泊湾近邻的东山村便有甘母庙的传说。甘母庙创于何时已无人知晓。按照古贵县的乡村习俗,在春夏间农事繁忙时节,有小孩的农妇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兼顾田里的农活,所以一大早就把小孩抱到庙里去睡觉,在旁边放碗玉米粥,即关上庙门去田里干活,到晚上收工时才把孩子抱回,奇怪的是孩子虽未吃奶,但却从未因饥而啼哭,好像有人代喂了奶似的,这样一来既是家庭主妇又是农耕必不可少的主力军的农妇就能放心干农活了,所以这个庙在乡间香火颇盛。这个神话无疑是进入时令性极强的农耕社会才会出现的一种理想化的追求,反映出了农妇在那种既要照顾好后一代,又不耽误当前农活的矛盾处境而设计出来的一种虚拟的生活模式。
与稻作文化有关的还有牛的驯化和饲养。在我们这里的铜鼓纹饰中还有牛拉耧的图案(见图) :
此图案的鼓是汉代铜鼓,但实际上在春秋战国已使用铁器和牛耕,实现了由粗放农业向精耕农业的转变。既然郁江平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发,则贵港的农业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故牛拉耧的事实很可能便是春秋战国时代贵港农业的现实。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行是传统农业阶段开始的标志,意味着农业生产力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用冶炼铁作生产工具始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东起山东,西至陕西,北起辽宁,南到广东,都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制铁作坊遍布各地,铸造适用于各种农业劳动的农具:用于耕垦的犁、镢、臿;用于中耕的锄和铲;用于收获的镰,这些农具经过锻化退火,刃口锋利,坚硬耐磨。战国时期出现了铁犁铧,其利用耕牛的畜力来牵引,优势明显,使用畜力,使农业生产率极大提高。畜力代替人力,使生产力获得巨大解放。在农业发展史上,这是一次重大飞跃。贵港当时自然亦是这种飞跃的既得利益者,布山八百余年的繁荣,与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取得社会的稳定是不会没有因果关系的,社会稳定和谐,各项事业方能获得发展。
1982年在贵县铁路新村墓群还出土了陶牛(题图),说明贵港的观念文化中牛已经成为重要的内容,养牛用牛的历史悠久,这些事实都证明了贵港确为“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而罗泊湾即是核心区。目前我们对罗泊湾正在进行考古勘查,我们相信,经过考古手段,将会取得更多过硬的证明我们这一“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的证据,社会可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