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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7月10日 来源:贵港文化网 作者:莫社光 杜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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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后季连部落由于积极参与 “武王伐纣”获得奖励，熊姓获得湖北荆州的封地建立了楚国，楚的疆域最初主要是在今湖北西部山区和江汉平原一带。罗族获得湖北房县的封地，称为罗国。春秋后期，楚逐步向外扩张，公元前690年楚灭罗。罗氏族被逼南徙至洞庭湖畔，在汩罗江流域再度建国，汩音mi原型为芈；“芈罗”乃是芈姓罗氏族人对于这块新定居地的命名。
公元前391年，楚国“南平百越”拓疆至洞庭湖以南，罗氏族又徙往两广交界处，这一次恐怕就是在贵港的罗泊湾建国了，因为我们现在还可以听到他们赶着的羊群的“芈芈”的呼应声。现在的罗泊湾位于郁江岸，历来流传着建王城的神话传说: 建王城要筑坚固的石头城，诸路神鬼大显神力把石头赶到郁江南岸，为了掩人耳目，神鬼们把石头变成一只只肥羊，人们看到的只是羊群在赶路，并未有什么石头走路，但江南的土地神不服，未到五更就学鸡啼，破了神鬼的法术，那一只只肥羊变成了石头拥在一起， 这就是南山二十四峰。这个神话传说从侧面证明芈姓罗氏族人确实在郁江南岸建国，国名就叫“罗泊”。有远古史专家认为，罗氏族的一支后来继续西徙到印支半岛建立暹罗国（泰国的旧称）；对于继续东进的另一支则只说抵达西江中下游。这就是离开两广交界处沿西江向东迁徙而有瓯骆越人随行的罗氏族人。他们到了西江出海口的番禺，番禺的土著为“南越”，他们虽然粗通种稻，但主业却是渔猎。由于番禺当时为“咸水地带”，这种土质不宜种植水稻，罗氏族人在番禺驻足，跟瓯骆越人合作培植优质稻、改进栽种技术、兴修水利，治理咸潮，他们虽然未能在番禺实现建国的计划，但却带动南越族人把生产重心由渔猎业转到水稻种植业，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后来终因无法对付咸潮，罗氏族人离开了这个曾经属意建立避世桃源的有着一流山水形胜的番禺，转辗来到崇山峻岭所包围的博罗圆了世代复国梦，建立了“缚娄国”这个古国，实际上就是“罗泊”古国的继续或说翻版，因为bo-luo按照古越语词序倒装，把它反转就来便是luo-bo，我们说贵港是“那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坚实的事实依据。
其一是远古牛图腾崇拜。笔者虽已届退休的年龄却很少听说过何处有过祭祀牛的庙，但贵港却有。那就是北山庙。“北山庙即石牛庙原在城北外一里，后迁至龙颈，光绪年迁于祖庙旁（新寺向称祖庙，几经迁移后至今已无踪影可寻）。世传石牛神每岁祷雨无不应。祭则杀牲取血和泥涂于牛背，以咸卤涂牛口，歌放牛之歌以乐之，祀毕即雨”（见孙府志）（光绪版《贵县志》卷三纪地·坛庙第二十三页B面）。那么石牛图腾崇拜是怎样引发的呢？相传周穆王时有金牛星降，与北山（平天山）神物战化为石，一坠山之阳，一坠山之阴，一坠于潭，邦人惊异之，立庙以祀曰石牛庙。如此看来，石牛庙之石牛即为金牛星。贵港人所崇拜的图腾即为金牛神。这里提到的周穆王就是先秦神话《穆天子传》中的那位率领七萃之士，驾着赤骥、盗骊、白义、窬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天作向导从宗周（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的周穆王（穆天子），这就为贵港“那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时间依据。古代贵港人祭祀石牛神的规矩是天旱则祀石牛，涂坭于背，涂盐于口，随即雨至。这样的祀典也是有来历的。府志引锦绣万花谷诸书说，汉布山县糖牛与蛇同穴，牛嗜盐，以手裹皮涂盐入穴引出之取其角为器。因用盐引糖牛遂创以盐祀石牛之仪，足证实为布山之古习。雇微在《广州记》中记云：“郁林郡北有大山其高隐天上（即平天山）有池（石牛水库）有石牛在池下（石牛庙），民常祀之，岁旱百姓杀牛祈雨，以牛血和泥厚泥石牛背。祀毕天雨洪注洗石牛背泥尽而后晴。”从糖牛与蛇同穴看，其时之牛尚应为野牛，尚未驯养成家牛。据说，糖牛即白水牛，其角洁白如玉，可雕琢成工艺品。取其角为器之器即做成工艺品，古时应为贡品。牛图腾崇拜与祈雨均为农耕社会之大事。牛图腾崇拜与罗泊湾作为“那文化”核心地的时代完全吻合。贵港这块地方开发很早，距今3000多年前商人的势力已及于岭南地区，汉代人著的《淮南子》其《泰族训》称商（殷）人的疆土是“左东海、右流沙，前交址，后幽都。”交址也就是岭南地区。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认为甲骨文中的地名郁方应当是后来的郁林，因为从广州上来，这一带应是古代香药之路。西江古称郁江，郁江平原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发，在郁江岸边的贵港当时就是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商代的郁方可能就在贵港这一带。（蒋廷瑜：《商代郁方可能在今贵港》）。与牛图腾崇拜和“那文化”相关的还有许多习俗，比如：九月九日祭北山石牛神，以及立春前一日迎土牛芒神于东郊，二月初二祭祀土地神（春社），秋社报土谷之神，谓之春祈秋秋报。商人经济以农业为主。甲骨文中有不少与农业有关的记事，如祈年、祈雨等。
农耕经济除了要有斧、铲、镰、刀、锛（在贵港沿河的瓦塘乡就出土过石锛，说明沿江一带的农业已经具备规模。），还要有鼎、壶、罐、钵、釜、盘等陶器，磨棒、磨盘等农耕工具和农产品加工工具，其用处是既用于生活取水，也用于农田灌溉。从神农氏教会人类种植五谷的传说表明，我国农业是从播种五谷开始的。
随着农作物栽培的发生和发展，人类建立了氏族村落，开始过着定居生活。农业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农耕使人们有了比较固定的食物来源，猎获所得到的野兽野禽，有时出现了剩余，就不会被立刻杀掉，人们渐渐把这些动物驯化成为家畜与家禽。
畜禽饲养出现在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期，约在六七千年前。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畜牧业迅速发展。长江流域的先民们较多地饲养水牛，商代的甲骨文中已见到了六畜之名。
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马、牛、羊、鸡、犬、豕都被人类所驯养，可谓“六畜”俱备，在这个阶段，贵港地区的畜禽养殖也比较发达，仅在铁路新村墓群出土的陶家禽家畜就有陶牛、陶羊、陶猪、陶鸭、陶狗等（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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