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汉书新证》、《隋书·地理志》、《清史稿》等史籍记载：布山，县名，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置，属秦桂林郡和汉郁林郡郡治12县之首，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并入郁林县，县治仍在布山。
布山从置县到并县，历时820年。这个布山县就是后来的广西贵县，现为广西贵港市，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布山文化”的定义出自文物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的《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一书，广西博物馆编写，主要是指布山的青铜文化，是区别于云南滇池为中心的石寨山文化和以浦北为中心的骆越文化的另一种地域文化，与石寨山文化、骆越文化各有千秋，对广西社会发展也有各领风骚的作用。
过去布山鲜为人知，许多本地人也不知所云。布山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呢？
1976年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发掘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顾国宝、徐桃英、吴钊等专家先后两次对该墓出土的铜鼓、直筒形编钟、羊角钮钟、铜锣等青铜乐器的发音性能及音高进行了测定后认为，在我国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继新石器时代几何印纹陶文化之后，已经存在着一种以越式编钟为标志，融汇了中原文化因素又有自身特点的青铜文化，史称百越文化。这种区域性文化分布较广，内部又“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故有东越、闽越、扬越、千越、南越、西瓯、滇越、骆越之分。在广西境内，它大致以贵县为中心，北至灌阳、恭城与楚相接，东至北流与南越为邻，南抵横县镇龙与骆越相连，西至宾阳、南宁与句町、夜郎、滇越相交，这个范围是百越的一支“西瓯”主要活动区。最迟在西汉中叶以前，以羊角钮钟和铜鼓为代表的云南洱海青铜文化已传至滇池为中心向外传播。其中东南方向一支，经云南广南、广西西林、贵州安龙，沿驮娘江－右江－郁江水系与驮娘江－左江水系，传至广西贵县、浦北与宁明花山、高山一带，与各地的越文化融合后，分别创造了既有共同特点又各有特色的以贵县为中心的布山文化，以浦北为中心的骆越文化和以滇池为中心的石寨山文化。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属西汉前期墓，出土一枚源自云南洱海的羊角钮钟和两面铜鼓，音高标准、生律法和律制仍来自西瓯的越式钟。同时出土两枚一套的本地编钟，曾被史学家誉为“天下第一‘筑’”（1994年4月10日《中国文物报》），充分体现了布山文化是以本地为基础，又吸收、融化外来文化的特点和发展成熟的过程。
秦汉时代，汉承秦制。秦桂林郡、汉郁林郡辖布山、安广、阿林、广郁、潭中、临尘、定周、增食、中留、桂林、领方、雍鸡12县（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75年《秦汉考古》），地域约相当于今广西及广东西南部一带（《辞源》“桂林”条）。从1985年《广西市县概况》一书也可看到，今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玉林市、容县、桂林市、柳州市、南宁市、梧州市、钦州市、河池市、以及上思、田东、平果、乐业、宜山、罗城、天峨、凤山、东兰、都安、邕宁、横县、宾阳、柳江、柳城、临桂、阳朔、龙胜、永福、隆安、马山、扶绥、忻城、灵川、平乐、恭城、鹿寨、合山、来宾、武宣、象州、融安、融水、三江、凭祥等县市均属秦桂林郡地，各县市都有明确的记载。秦亡，南海尉赵佗乃兵守五岭，击并桂林、象郡，称南越王国，疆至越南广平、河内。汉武帝平南越，元鼎六年（公元前110年）改桂林郡为郁林郡，继续领县12，布山仍为首县，郡治还在布山。由于这样，布山长期是秦汉华南重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对广西乃至华南社会发展就起到了决定性的重大作用。
贵港市以青铜为主的布山文化来源有二：一是汉墓中的随葬品，二是零星收集流散的古代器物。其中汉晋墓葬较多，在市区南起郁江，北到七里古桥，西至糖厂，东到罗泊湾、南斗村、铁路桥，南北2.5公里，东西7.5公里，1963年公布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54年修建黎湛铁路开始发现汉墓，至今发掘的汉墓已达500多座，出土各类文物1万余件，大大丰富了广西秦汉经济文化的研究内容，也是布山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布山文化，已有不少专家、学者探索到广西社会
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前进方向。1989年贵县撤县改市，1995年12月升格为地级市，许多因素就是从布山文化的历史中受到启迪（李渭泉《半通集》）。
关于贵港市布山文化对广西社会发展的推进作用，过去曾有权威的专家、学者诸多著述。这里，我们不妨再以贵港市汉墓出土的文物为例，看看他们对布山文化的余论和结语。
一、“布山”铭文为秦代在广西和岭南地区推行郡县制提供了实物例证，作用极大。
罗泊湾1号墓出土器物1000多件，其中铜器192件，有的铜器如铜锣、铜钟、铜鼎等刻有“布”字，其他不少漆耳环、漆盘的底部烙印有“布山”二字。按秦汉时代烙印戳记的惯例，“布山”应是漆器制造地的地名，铜器上的“布”字应为“布山”的简称。
“布山”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郁林郡”条，郁林郡领县十二，“布山”为首县，《辞源》也有“布山”县名条目。前人根据这条记载，把布山设县时间断在汉元鼎六年，把秦桂林郡的郡治说在桂平县，实为误传。因该墓已确定的年代是西汉初期，紧接秦代。墓中出土众多“布山”铭文的器物有商周和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证明布山设县当不是自汉武帝时起。桂平县也不是桂林郡治所在地，因那时桂平县称“阿林县”。西汉前期，两广地区大部分属南越国。赵佗割据岭南，办法是“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建制还是沿袭秦始皇时期的，主要政权机构并未改变，至少桂林郡作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是不变的。直到汉武帝平定南越时，还有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属汉的历史事件可证。因此可以推断，汉初的布山是秦代布山的延续，布山实为秦置县。秦代地方政权是郡县二级制，郡之下管理若干个县，不会有郡无县。但是，先前史书上只载秦在统一岭南后设桂林郡、象郡、南海郡，没有记载郡下的县名。除《史记》所见南海郡有龙川县和后人考证有番禺、四会、象林三县之外，其它郡属各县文献无证。贵港市罗泊湾1号汉墓这批“布山”铭文的发现，填补了桂林郡下无县的“空白”，弥补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并纠正了一些记载的差异。秦代桂林郡统管广西及广东一部分地区，布山县又是桂林郡治所在地，举足轻重，自然对广西及华南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作用。同时，从墓葬巨大的规模、七人殉葬和随葬物品考证结果，这个墓主当是“钟鸣鼎食”的桂林郡最高首领，权力最大，这些随葬器物则是岭南地区特别是广西推行郡县制和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实物例证。
二、墓葬反映的经济状况，可显示广西在秦汉时期社会发展的程度。
秦始皇推翻奴隶制，确立郡县制，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统一岭南后，秦皇朝又不断将中原内地军民移戌到岭南与越族人杂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强了岭南地区同中原内地的联系。这种发展情况，从罗泊湾1号墓也可以找到大量物证。
汉代，全国设有铁官44处，岭南则无（《汉书·地理志》）。铁器比铜器坚硬、锋利，胜过木、石、骨和青铜工具。春秋时期，铁器在农业、手工业和军事上的使用，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在这方面，岭南比全国各地落后。以往在两广汉墓中出土的铁器多数与中原地区同类器形相似，认为是从内地输入（《考古》1977年第7期《关于广东早期铁器的若干问题》一文）。大概正因为这样，在秦亡赵佗割据南越后，汉吕后曾下令断绝向南越输出铁器，迫使赵佗三次上书谢罪（《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罗泊湾1号墓出土铁器20多件，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兵器等等，说明布山及广西当时冶炼和使用铁器已经相当普遍。铁器的大量使用，尤其是用于农业，是促进岭南地区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从出土大批的植物果壳、果核、块茎的残存物体，经广西农学院和广西植物研究所进行鉴定，那时的农作物已有稻、粟、大麻，瓜菜有葫芦、甜瓜、冬瓜、番木瓜、黄瓜、芋等，水果有李、梅、青杨梅、橄榄、桔等，还有花椒、姜、金银花等调味品和草药，可见布山地区在秦代统一以后，农业、园艺的发展是比较全面和比较迅速的，它对广西经济的发展必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青铜是以铜锡合金为主的器物，我国在夏朝已开始生产和使用青铜器，岭南地区的青铜冶铸业在秦代以前也很发达。广西武鸣、恭城、灌阳、宾阳、梧州等地战国墓或窖藏出土的扁茎剑、有钮矛、双肩铲形钺、刮刀、盘口鼎、卣、尊、钟、戈、针、盘，广东清远、肇庆、四会等地战国墓出土的人首柱形器等，在中原地区是罕见的，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应是当地铸造。贵港市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的铜鼓、铜钟、铜桶、铜盘、铜盆、铜壶、铜锣、盘口鼎、竹节铜筒、钵、勺、灯、镜、剑、镦、镞等，不但以铜锡合金为主，而且含铅成份较多，比其它地方的铜器防锈性强，也显示了浓厚的地方特点，有的还刻有“布”字，无疑是岭南地区及本地制造。这些铜器制作精良，工艺水平很高。经广西冶金试验研究所、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研究室、国家标准计量局分别抽样进行光谱定性、铜器成分、记重记量鉴定，性能和效果很好。尤其是铜鼓，图案刻镂精细，线条清晰流畅，人物栩栩如生，表现了非常高超的铸造技术。此前，在本市风流岭西汉墓出土一匹大铜马，高77、宽30、身长115厘米。马为雄性，四肢强壮，肌肉丰满，昂头张嘴，双耳前倾，前腿提起呈奔驰嘶状。马属南方良种马，铸造技术采用头、耳、身、四肢等各部分相配而成。这种分铸合法工艺，也反映了广西汉铜器铸造技术相当高明（黄增庆《广西青铜文化》一文）。有关专家认为，这些铜器是当时岭南、广西青铜铸造工艺的代表作，目前在国内独一无二，举世无双。
罗泊湾1号汉墓粗大的椁板，结构复杂的椁室和雕凿精致、形式多样的漆木器、漆棺材，说明广西当时的森林资源很丰富，木材采伐业很发达，木作技术水平很高。
那时候，漆器的制作已成为布山地方独立的生产行业。以前在两广汉墓出土漆器不少，但保存得不大好。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漆器虽然也残破，但数量之多，形制之精，却是少见的。特别是出土了成批的烙印“布山”戳记的漆器，表明桂林郡的布山也有自己的漆器工业，对多种漆器已能批量生产。这些漆器主要是木胎的，多施彩绘。从漆器的造型、纹饰上看，明显地继承了战国时代楚器的风格，与湖南、湖北西汉墓的漆器十分相似。这批漆器品种多样，造型稳定，上漆均匀，花纹流畅，工艺水平很高，可与我国其它地区同时代的漆器相比美。此外，有的漆器如耳杯等烙印“市府草”、“市府口”字样，说明是地方政府官营手工业生产的。有的如漆盘等烙印“私府”字样，说明有私营手工业生产。这样，布山不但有私人经营的漆器作坊，而且有官府经营的漆器作坊，制度与内地相同。再从同墓的漆棺、涂漆的铜器、铁器来看，当时社会上用漆的量很大，还用于金属漆画和金属防锈、木材防腐等方面，说明当时布山人对油漆的性能和技术知识已经充分地掌握了和广泛应用了。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和交通的扩大。在秦始皇统一岭南过程中修筑的兴安灵渠和开辟五岭峤道，沟通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进一步加强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物质条件。布山水陆交通便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在广西有强大的区域优势。罗泊湾1号汉墓的《从器志》中提到“中土瓿”、“中土食物”，出土器物中又有大批为中原内 地 常 见 的器物，有的甚至镂刻有“ ”、“析”、“蕃”等字。“ ”在今甘肃永昌，“析”在今河南西郏县，“蕃”可能是秦山东的蕃县，也可能是广东番禺县，反正是从外地输入。当时，西汉政府在同南越王国交界的边境上设有“关市”，进行由政府控制的有限贸易。南越统治者所使用的服饰、食物，一般都从中原内地输入；岭南生产的食盐、水果、玑珠、犀角、象齿、翡翠等土特产也北运中原，进一步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促进南北民族的融合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随葬品中精湛的文化艺术风采，是广西和岭南地区在秦汉时代先进文化的标志。
在罗泊湾1号、2号汉墓发掘前，贵港市的汉墓出土文物已有春秋铜剑、铜钺、铜碗、铜鼎等于1983年晋京参加《全国拣选文物展览》。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贵港市又有大铜马、羽人铜鼓、玉杯、漆盘等汉墓出土文物参加《中国文物精华展》，参展展品约占广西选送总数的一半。2000年8月至年底，还有数十件罗泊湾汉墓珍贵文物被特邀参加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举行的《古岭南的西部文明——广西瓯骆文物展》。在历次出国展览中，也有许多是贵港市的古代文物，名扬中外。
从秦统一文字上考证，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木简、木器、漆器、铜器上的文字，无论是毛笔书写的，刀锥刻划的，还是烙印、錾刻的，都是秦隶书体，与全国各地发现的秦和汉初的文字风格一致，说明秦平定领南后，统一的文字也获得了广泛地推行。木牍、木简记载的随葬品，与湖北云梦、江陵，湖南长沙等地秦和西汉墓中出土的遣册相比，形式和内容是一致的，说明岭南与内地的葬制和礼仪也是相同的。《从器志》上的文字基本上是秦隶，保留战国时代俗体篆书笔意甚浓。其中，有些字比长沙马王堆汉墓的竹简更为进步，如“狗”字已用“犬”旁，马王堆竹简则用“ 易 ”旁；“温”字的“水”旁已写成三点。这本木牍书写整齐，文字工整，笔法秀丽，书法艺术水平很高，字的笔划和结构有所改进，说明岭南文化提高了，桂林郡、郁林郡的布山当时已有一些文化修养很高的人才。
羽人铜鼓和提梁漆绘铜筒上的漆画是很难得的艺术珍品，世稀罕有。器物上的人物图象线条流畅，生动形象，故事情节的安排，人物之间表情关系的照应，都颇具匠心，有明显的真实感和活动感，令人浮想联翩。画风笔意，显然继承了楚国漆器绘画的传统，又有布山浓郁的地方色彩。有的人物形象与长沙出土战国彩绘漆奁上的相同，有的则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相同，但表达的故事内容则有所差别。至于表达什么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墓出土不同质料的乐器11件，包括铜鼓、铜钟、铜锣、革鼓、竹笛、筑和十二弦乐器，《从器志》中还开列有“大画鼓”、“越筑”等乐器名称。这些乐器既有中原内地常见的，又有大批属于布山和岭南一带特有的，器类多样，但以本地民族乐器为主；突出了当时布山和广西音乐的主调。这些乐器，是研究岭南地区民族音乐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当时广西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度量衡制度比较，贵港市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的器物与全国各地的标准既有共同点又有自身的特点。度器有长度单位的木尺二把、竹尺一把。一把木尺完整，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与长沙出土的楚尺相等，与秦商鞅量尺一尺＝23.1厘米相当接近，也与洛阳金村东周墓出土的铜尺一尺＝23.1厘米在形制上颇多相似，这把木尺应是秦统一全国后在岭南推行的标准尺。在木牍《从器志》中还写有“缯六十三匹三丈”、“七尺矛”，在木简上写有“尺七寸”等文字，说明布山当时的长度是以寸、尺、丈、匹为递进单位的，同全国统一的长度单位一致。量器有记容铭文的铜鼎四件，经实测和换算，“布山”铜鼎的记容量最大：一个193.6毫升/每升，与河南“析”的一个相等；一个210.5毫升/每升，与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秦始皇诏铜方升210毫升/每升多0.5毫升，较商鞅量还高。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单位量值不同，但布山与秦汉的容制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与现代容制较为接近，比其他地方先进。衡器的衡量单位，在《从器志》木牍和木简上有“石”、“斤”，在铜器铭文中有“斤”、“两”。出土的铜桶、铜鼓、铜钟等刻有记重的铭文，铜桶“布十三斤”，铜鼓“百廿斤”按秦汉制刚合一“石”。由此可见，布山当时的容量是以升、斗、石为递进单位，重量以两、斤为递进单位。这些情况表明，秦始皇在全国统一文字、度量衡和货币的政策，在岭南地区和广西是畅通无阻和行之有效的，对布山及广西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意义深远。
纵观布山文化，它的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底蕴广博深厚。从地理中心论、枢纽论上说，它是广西的中心城市，比其它地域文化有较强的中心区位优势和水陆交通便捷的优势，对周边地区有较大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它的文化定位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发生多大的改变，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它的历史价值、研究价值与实用价值都是很高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它必定能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动广西以及华南、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向前发展，成为南国一颗璀璨绚丽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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