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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7月04日 来源:贵港文化网 作者:贵港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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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依椐布山文化产生的自然背景和社会背景，可以说布山文化就是中原夏文化与岭南粤文化接触，交融，磨合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岭南特色的文化。简述为：布山文化就是中原夏文化和岭南粤文化的混合文化。它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水文化，（含：龙母文化，江塔文化，地理风水文化等）,那文化（含师公文化，歌圩文化，生殖文化，婚姻文化，服饰文化、民间习俗文化、土拦文化、节日文化、饮食文化等。），宗教文化（含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含天主教文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如萨满教文化等等，）太平天国文化，铜鼓文化文化等等。上述文化，尽管经过了千百年的演变，都改变不了以“水、那”为核心的文化体系，目前贵港的实物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都具有鲜明的“水、那”文化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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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椐布山文化产生的自然背景和社会背景，可以说布山文化就是中原夏文化与岭南粤文化接触，交融，磨合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岭南特色的文化。简述为：布山文化就是中原夏文化和岭南粤文化的混合文化。它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水文化，（含：龙母文化，江塔文化，地理风水文化等）,那文化（含师公文化，歌圩文化，生殖文化，婚姻文化，服饰文化、民间习俗文化、土拦文化、节日文化、饮食文化等。），宗教文化（含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含天主教文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如萨满教文化等等，）太平天国文化，铜鼓文化文化等等。上述文化，尽管经过了千百年的演变，都改变不了以“水、那”为核心的文化体系，目前贵港的实物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都具有鲜明的“水、那”文化特征。
（一）那文化（贵港那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依托广西最大的浔郁平原形成的稻作文化）
“那”是贵港壮语对“水田”的称谓，“那文化”亦即“稻作文化”，作为贵港壮族世代相承并且赖以生存的一种主要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生产方式而衍生和形成的一种农耕文化类型，它是贵港壮族传统文化体系中历史最为悠久、产生年代最早、形态最为原始、延续时间最长、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文化类型之一。它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方面。
物质文化是“那文化”的物质载体及其外在表现形式，包括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它们是“那文化”结构层中的表层或表征部分。贵港壮族农业史可追寻至新石器时代，最开始越人兴置“骆田”（岛田），靠大自然的恩赐，仰潮水上下而耕作。越人最初种稻的方法是火耕水褥。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耕鱼，或火耕水褥，果惰赢蛤，食物常足。”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贵港新屋村遗址，上江口村遗址中。石斧、石铸、石铲、磨棒、磨盘、镰、刀等石器大量出现，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江及其上流流域发现了60多处距今约5000年的颇具规模的石器时代遗址，证明稻作农业已经开始。大石铲通体磨光、棱角分明，曲线柔和，美观精致。特别是那种体形硕大，造型优美磨制精致的石铲，成为一种艺术精品。（贵港市文物库房中存有大石铲）大石铲是从双肩石斧演变而来的，是适应沼泽地和水田劳作的工具。随后演化为一种祭祀神器，注入了古老壮族先民对大石铲的无比崇敬，对丰收的虔诚祈求，对劳动的热情美感。
商周时期，青铜器开始传入，从贵港一号汉古墓出土的文物（劳动工具）中左证，贵港壮族先民经过吸收、消化逐渐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并运用于农业生产，农业工具大大改进，推动农业进一步发展。战国时期，中原和楚国的铁器传入岭南，铁工具代替木、石和铜工具，增强了开荒能力，耕作面积不断扩大，耕种技术也不断改进。秦汉时期，铁器进一步推广，铁农具已有镭、锄、锌、耙、铲、斧、刀、镰等种类。汉代开始,贵港壮族先民真正进入犁耕农业阶段，铁犁、牛耕的出现,标志着贵港壮族农业摆脱了原始的状态。南朝时，贵港壮族先民已经掌握了筑埂保水、漏水排水、犁后加耙、平田播种、碎土深耕等一套耕作技术。这套工具和技术，以后经隋唐时期的改进，到明清时已完备和定型。直到今天，贵港壮族农业工具和技术也没有多大改变。在这些农用工具中，有些是不见或少见于汉族地区的，应是贵港壮族人的发明和创造。如踏犁、踏耙、手耙、磨耙、磨、耘具、秧耙、耙锄、摘刀、手镰、泥磨、高脚仓等。贵港那文化的物质文化在古代是比较发达的，现代由于“稻作”面积的限制作为那文化的物质文化难以发展，全市现存的农业机械工厂已为数不多。
行为文化是人们在稻农生产过程中的种种行为方式，包括生产工具的制作、改进和使用、生产方式、耕种方法、水田的营造、灌溉方法、施肥、杀虫、除草及收割方法、种子的培育与引进、稻谷的储存、生产技术的传授、有关稻作的壮语称谓以及在稻作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习俗、节日及祭祖活动等等，它们是“那文化”的营造手段和实现过程，也是“那文化”结构中的深层部分和体现其文化特质、文化含量最为厚重的一部分。行为文化保存流行至今最突出的是“师公”文化，从贵港师公戏的表演动作中可以看到那文化的行为特征。 师公文化：师公是在贵港壮族原始“越巫”的基础上整合研、道教、佛教等外来宗教文化因素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古老民间宗教。师公教育完整的经文唱本和教义、教规，并设有师馆传授徒弟，入教者被称为师公，均为半职业性的男性农民。师公崇奉的神抵众多，一般称为三十六神七十二相，但杂神有逾百个。其中有本教主神梅山教派祖师神三元、三界公、土地、社王等：道教神玉皇大帝、三清、张天师、真武、太上老君等。佛教神释边牟尼、观音、菩萨、罗汉等。本地土俗神布伯、莫一大王、甘王等等。 师公有茅山派和梅山派两个流派。茅山派经文为汉文，做法事以唱诵经文为主，称文师；梅山派经文多为古壮字抄本，用壮语唱诵，做法事以表演武功为主，称武师。师公宗教职能主要是为民间画符镇灾，驱神酬鬼，打醒还愿，超度亡灵等。师公有整套的法事仪式，一系列的舞仪，佩戴神灵面具进行演唱。师公唱本内容丰富，有宣扬祖师圣行、叙述民族历史、生产知识、伦理道德、生活习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其仪式又集歌舞技艺于一体，既是壮汉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壮族传统文化升华的体现，到近代，在师公宗教歌舞的基础上又发展成师公戏，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师公文化体系。从贵港师公文化的舞蹈动作中可以看到贵港那文化的行为文化。
观念文化是由“那文化”的物质形态和行为方式所衍生和形成的各种观念意识、信仰及心态等，包括以农为本、重农轻商、安土重迁及求实的价值观念，对于田地、水源、雷雨、耕牛、稻谷的神秘观念及其神灵信仰，以及对于稻作丰收的种种观念与信仰等，它们是“那文化”结构中的内核。那文化是贵港壮族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质之一。从稻作主题中衍生出来的生殖文化、婚姻文化、节日文化、歌圩文化、服饰文化等文化类型均可反映出贵港壮族观念文化以“那”为本的特质。现存于贵港民间那文化的观念文化突出表现是地理风水文化，民间动土建楼，迁居新宅等活动都夹有地理风水文化的决定作用于其中。
此外，由于贵港地处于广西最大的浔郁平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因此贵港民间还有许许多多那文化中的观念文化左右着贵港人民。认识，研究，利用贵港那文化对于引导贵港人民接受先进文化将起到必然的推进作用。
（二）水文化（贵港水文化的特点是：依托广西最大的河流形成的端午上河图文化）
贵港的水文化来原于中原的水文化,中原的水文化又来原于原始社会的水文化。
1、原始社会的水文化。
原始社会的水文化在原始社会时期几乎占了整个人类发展史的百分之九十历程。（地史学认为这是从新生代第四纪的更新世到全新世纪——大约经历了01-04断代的四百万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样漫长的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以及自身生存能力的提高无不与大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文明正是在水火不相容的统一性悖理中才发展起来的。考古学证明：人类四大文明的发详地就位于长江与黄河和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的两河以及恒河与尼罗河等广大流域中。近代有人制作的人口密度分布模型表明：点状水资源——如湖泊，水井等密度线是一个围绕水源的同心圆，而在线形水资源——如河、江等附近则与之平行分布在两岸的环绕带。而且流域气候条件越干燥、人口居住密度就越趋近水源。这无疑表明水对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据史书记载：中华民族的始祖——神农氏族的炎帝和轩辕氏族的黄帝就分别出生和逝世于长江与黄河流域，并居住在姜水和姬水一带。近来考古工作者在黄河之支流河道两岸发掘出众多的原始村落遗址，象闻名遐迩的裴李岗——磁山文化和稍晚期的仰韶与龙山文化等群落。从这些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与水或水生物有关的陶纹图案（如陕西宝鸡北首岭的《水鸟啄鱼》、临潼姜寨的《双鱼单蛙》、西安半坡的《人面鱼纹》和陕县底沟的《鱼形》彩绘等）尤其是在河南临汝闫村出土的《鹳鱼与缚斧》图充分表现在渔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人类祖先与水的密切关系。正如管子所说：“水仍万物之本原也，诗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水者，地之血气，如丽脉之流通也……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明文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水地》、《度地》）。不言而喻，在远古时期曾产生的鱼龙原始图腾正是人与水的这种依恋纽带情结在原始社会的精神活动中的升华表征。我们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八章》等等与水有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水性的认识已深深地溶化到人们的自然时空观和社会处世哲理中去了。水，既能给和人类生存带来无以比拟的利益，也能给人类生存造成巨大的灾害。十八世纪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叶在《论地理表面的变化》一书中就指出：在距今约五千年前，即地质学划定的第四纪冰期后曾发生过世界性的洪水和海浸自然灾害（参阅《摩西王书》、《吠陀》和《书经》等东西方最早古籍）。这已被近代考古学所证实。例如在尼普尔废墟中出土的楔型泥版文字中，对这场洪水灾害的记载，就把犹太人《旧约全书》、《创世纪》的记载提前了一千多年。同时在本世纪20-30年代，从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古鸟尔城遗址就发掘出公元前4-3千年洪水的堆积物。据推算当时水深达八米之多。并且从洪水堆积层可分属为不同文化类型来看，可知洪灾曾多次发生且存留期也很长。在我国最早的文献史料中也有“燧人氏时，天下多水”《尸子》的记载。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伏羲和女娲也是因为洪荒蔓延，人烟断绝的条件下，才由兄妹匹配为夫妻以不绝于人后的。“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也，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上》和女娲、鲧、舜、禹治水史迹可以看出在东方和西方一样，曾长期多次出现过大规模洪水灾害。（闻一多在其《伏羲考》一书中就列举了40多种关于这场灾难的传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曾对这场涝灾之大，面积之大，来势之凶和历时之长的原因进行过研究，他认为这是因为在历经近万年的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所形成的大量冰层和终年积雪，在气候转暖的条件下，迅速溶化所造成的。从我国历史上众多对水研究的著作中（如战国《禹贡》、汉魏《水经》和晋郦道元《水经注》等）以及存于政治、经济、哲学等文献史料中以水性借鉴比喻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水利与水害在人们意识思想中所划留的深深痕迹。无怪乎司马迁发出：“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的感叹呢？（《史记》.《河集书》）我们看到人类正是在与这场洪荒浩劫的搏斗中，才增强了对自然的认识和抗衡的能力而步入文明时代。由此出现了“禹疏九河，通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准洒而注于江。”《孟子·滕文公上》的伟大壮举。这就是史称的“禹迹”《左传》，与此同时在社会组织建构中也产生了在中央政权地位很高的司熔职任，以掌管：“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芷，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耕艽”的水利工程的建设。由此可见古代就已经形成了相当丰富的水文化。
2 、中原水文化。
原始社会的水文化积千年之精华，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中，成为中原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就生长在黄河流域的原故。因为长期与黄河接触，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与水打交道中摸索出了与水打交道的经验, 比如人类历史上的大禹治水；传说中讲：大禹治服洪水时曾在茅山召开群神大会，并率众神将治服水妖，平定洪水。这种治水的文化底蕴是“天人合一”、“神人合一”、“人定胜天”。这是中原水文化在中原原始社会晚期的表现。
中原古代水文化，说到底归结到一个“土”字上。它是黄土农业文化的水文化。五行之中，核心是土，这不是偶然的，正是传统文化的体现。由于中原的黄土长期受到长江和黄河的作用，因而形成了以长江黄河为主体水文化 ，随着时代的推移以长江黄河为主体的中原水文化开始向南转移，转移的标志就是秦灵渠的开通。岭南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水文化后于长江黄河水文化发展，但受到中原水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可是它们很不同于中原水文化，即发展水文化，并不完全归结到“土地”之上，而是与流通、商品经济发展联系。表现出了近海的三角洲水文化的特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指出：“象水一类东西，在它归于一个所有者所有，表现为土地附属物的限度内，我们是把它作为土地来理解的”。近代水学的巨匠李仪祉先生，深谙传统水之利弊，也认为：“古代之水利工程，是附在田制上设施”，传统的运河工程，“都是为着漕粮，竟无一点工业上的关系”。一句话就是中原水文化是以农作为主，岭南水文化则是以流通为主。中原传统水文化曾经是繁盛绚丽的。从《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中不难看到水文化与商品经济的神秘联蒂。但传统水文化毕竟在中原衰落了，代之以江浙、两湖、珠江水文化。作为传统水文化起源和宗祖的中原，既有永恒的优越感，难以抑制的中心感，又不能不有一种失落感。在这种矛盾的文化心态中，人们不会忘记，水在古代中国成了“图腾”，水是受到自然崇拜的，从而也产生了治水的社会崇拜。
水文化是人们在与水打交道的过程中创造的一种文化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水精神或者说水利精神，它是水给人们的某种启示、感悟或体验，或者说是人们赋给水的某种灵气。其实质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人民的优良传统、优秀品德在水事活动中的体现，也是人们在与水打交道的实践中对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水精神是水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而利用水文化为生产，生活服务是水文化的最突出的体现。也是中国水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这是中原水文化给与古布山水文化重要的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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