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化体系的形成，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归纳起来，主要有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
（一）布山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背景
人是自然的动物，人与自然环境最先发生直接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所谓“自然化人”。自然环境的差异首先决定着区域族群间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并以此为中介，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贵港以布壮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及其先民居住的龙山,紫荆山地区属丘陵山区，喀斯特地貌发育，到处群山起伏、丘陵绵延、层峦叠峰、江河纵横。地处低纬度，北倚云贵高原，南临热带海洋，市境南端距北部湾仅100公里，季风明显，夏季多东南风，带来海洋暖湿气流高湿多雨。因受太阳强烈辐射和冬夏季风环流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气候温热，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为18℃～25℃，夏热冬暖，雨水充沛，年平均降雨量在1250 至1650毫米之间，多集中在4～9月份。雨水多以地表径流或地下渗流的方式，汇入江河。因而，贵港地区江河密布，溪流交织。在江河两畔和山岭之间，分布着一片片面积不等的平垌，其土层多较深厚，肥沃湿润，适合各种亚热带植物的生长。
一个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往往决定着该区域的经济生产方式，而经济生产方式制约决定着区域的物质文化，进而作用其精神文化。丰富的水利、土地、植物、动物等资源以及温暖的气候和充足的阳光为贵港壮族先民的生活和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约在新石器早期或中期，贵港壮族先民在劳动实践种发明了稻谷种植，贵港壮族成为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随着稻作农业在人们经济生活种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并成为人们生活的核心，以那（稻作）文化为核心的贵港壮族传统文化体系也形成和发展起来。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贵港壮族据“那”而作，随“那”而居，赖“那”而食、靠“那”而穿，因“那”而乐，以“那”为本的传统生活模式，并形成了与其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特质，内涵丰富、类型多样的贵港壮族文化便生发于稻作农业的文化母体，带有鲜明的那文化的烙印。
秦始皇统一岭南,是以开劈灵榘,沟通湘水和离水以后因水而巩固了统一的岭南,因水而在现在的贵港市港南区南江村设立了古布山县，布山县县北呈狐形直触西江水面,水上交通十分方便,现存的千年古码头和后续的一大批码头,是古布山县水上交通发达的见证,因此来自中原的水文化在布山县得以拓展并与贵港壮族的那文化有了接触，交融。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古墓出土的生产劳动工具既有中原的特性，也有岭南的特性，那就是古布山本土那文化与中原水文化融合并共同发展的佐证。可以说布山文化形成的环境背景是以水为主以稻作为次的背景。
（二）布山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
任何民族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空间，民族文化与民族同生共源。贵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体系形成于各民族社会历史的源流中，既有一般性又有其特殊性。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80多万年以前，贵港壮族地区已有古人类活动，他们制造的手斧等大型石器风格独特，世界著名。另外，在贵港（桂平市）发现的“人类”化石是距今5万年和距今2—3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这些人类在体质特征上相互继承，表明这段时期内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种已经形成。1987年，贵港文物工作人员又在平南县发现了大批距今约7000—8000年的石斧、石铸、石凿、石网坠等石器，蚌刀、骨铸等蚌器、骨器和釜、罐、鼎等陶器，这些石器距今约有4000—5000多年。另外，在贵港还发现一批铜鼓、铜锁、铜钟、铜剑的国内青铜器和斧、锄、刀、剑、戈、矛、铲、刮等铁制工具，是2000—3000年前的文化遗址，具有鲜明的地方或民族特色。根据体质人类学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特征和后来壮人体质特征有许多共同点，证明了贵港壮族是广西土地上最早的土著居民之一，贵港壮族文化史也从这个时期拉开了序幕。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前，是贵港壮族及其文化独立发展的时代，“大米洛陀”和“布洛陀”等民间神话、传说中皆反映出这个阶段原始社会的概貌。其社会结构是原始氏族、部落社会及其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旧石器晚期，贵港壮族先民使用石制工具，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共同劳动，共同分配，过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群居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采集经济退居次要地位，畜牧农耕逐步成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男子在生产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作为男性崇拜象征的“石祖”、“陶祖”的出现，表明壮族先民约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大约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贵港壮族先民进入铜器阶段。此时，原始社会已逐步解体，阶级已经出现，有了本民族的“君”、“将”等领袖人物。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在广西壮族地区推行郡县制，壮族社会开始受到中央集权的统治，同时中原迁来一批华夏人“与越杂处”，壮族文化发展进入新的时期。秦末汉初(公元前203年)，割据岭南称王的赵陀针对当地的地理条件、民族分布及其社会历史特点，推行了一套旨在“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让当地民族首领“主民如故”，尊重越人习俗，鼓励汉越通婚；帮助越人发展生产；革除“相互攻击”陋习，改善与邻地民族的关系等等。赵佗的民族政策，开创了我国因地因民施策的先河，所以在现的贵港建立了布山县，当时确定布山县这个县称就是出于赵佗“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指导并依据贵港壮族族称布壮的布和居住地区龙山的山而取布山作为县名。(在秦汉时代,壮族是南方土著民族,,居于山地,故称“山民”所以布山是贵港壮族山民的意思.)次外，布是壮语人的意思，只在壮族地区流行使用,山是突出地面而显高大的形象意思，根据当时“和辑百越”的政策，就是要以人为本，以壮人为本而定布山县这个名称的，这就是布山县的来历。因此可见布山县是赵佗”和辑百越”民族政策的产物,也是中原水文化与岭南贵港布壮那文化融合的结晶。
宋元时代，岭南全面进入封建领主农奴制时期，这一时期是贵港壮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宋仁宗皇佑年间派狄青率兵镇压依智高领导的壮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时在壮族地区推行土宫制。元代，中央王朝在壮族地区正式建立上司制度，普遍设置道、路、州、使政区划一，实行土宫世袭，功赏罪罚。从赵佗以来实行的政策制度的实质都是“以夷制夷”的羁廉政策，共同特点是“推其雄长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中央政治集权进入统治的上千年时间内，加强了壮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推进了壮族文化的开放进程，同时由于羁康州制和土司制度的实行，各地土官各自为政，各治其民，人们被牢固的束缚在特定范围的土地上，阻隔了各地之间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融通，也造成了壮族地区内板块状的相对封闭状态。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土司制度已严重阻碍壮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央王朝采取“改土归流”措施，废除上宫特权，贵港壮族地区的政策制度与内地基本趋同，贵港的壮族，瑶族，苗族等民族增强了与汉族的交流与联系。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于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壮族社会半殖半封的色彩也加深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壮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统治阶级长期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同化政策，直至民国时期，贵港的少数民族都不被认为视一个民族，只被当作“讲憧话的汉人”和“讲瑶话的汉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贵港的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才被作为独立民族受到承认。
贵港的壮族，瑶族是个敢于反抗的民族，从秦统一岭南到民国时期的两千多年实践，贵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及其先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从未间断，影响较大的有明代侯大苟领导的瑶民起义，清代扬绣清，石达开参与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民国时期有廖联源领导的桂东南起义。贵港壮族人民，瑶族人民的这些反抗斗争其基本性质是反封建的，但其中也有反抗民族压迫争取建立地方性民族统一政权斗争的性质，他们旨在建立地方性民族政权，依然维护国家统一，并非分裂国家。历史上凡是具有反抗精神的民族，该民族都首先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贵港的壮族和瑶族就是这样的民族。
从贵港壮族，瑶族的传统文化生产的历史文化背景看来，其传统文化结构实质上是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相统一体系，而封闭性和开放性其实都是相对而言的，并不存在绝对处于静止、孤立状态或完全散乱无序状态的民族文化结构，只是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空中生存发展导致其文化呈现形态各异的封闭性和开放性。在历史沿革，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随着民族的迁徙、通商、通婚、冲突、战争、征服，促成了壮族，瑶族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涵化，与此同时贵港壮族，瑶族文化仍植根于特定的区域空间与特定的生存环境相适应，对其他民族文化又具有强劲的排拒功能，自足地维系起本民族文化的完整性，致使其文化结构呈现既兼容吸纳其他民族文化要素，又保留有自身文化个性的形态。综观贵港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它是一个统治，斗争，中庸，团结的历史，因此而形成了强加，接触，交融，磨合的布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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