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件，向我国大举进犯，声言要在3个月内并吞全中国，于是点燃了全国人民抗日的烽火。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那时我们在贵中就读，正是风华正茂，满腔热血的青年，经常关注着抗日战争的情况。当时学校没有收音机，没有广播，我们惟有看报纸，知道许多城市相继沦陷，日本兽兵对我国人民奸淫掳掠烧杀，无所不尽其极，尤其目睹日机对我县狂轰滥炸，不少群众被炸死，新建的罗泊湾糖厂被夷为平地。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贵中学生义愤填膺，和全国大中学生一道奋起搞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当时朱建峰是贵中学生会会长，便串连一些进步同学向学校当局提出要求走出校门搞抗日救国宣传。学校当局也赞同我们发动同学，组织抗日救国宣传队，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宣传抵制日货。我们组织同学到各商店劝说商人不要贩卖日货，如果不听劝说查出便没收交政府处理。许多商人听了便把日货收起不卖。也向群众宣传为了救国不要买日货，当时日本货在我县便没有市场了。 

    分派写字绘画比较好的同学写标语、画壁画。城上凡空白的墙壁，都写上抗日救国标语或画上漫画。有一次，当林毓硕同学在天主堂门前墙壁写“打倒日本帝国主”这条标语的时标语的时候，法国神父便出来干涉不准写，李遥扉同学便质问为什么不准写，他说这是法国教堂，法国不打日本，不能在法国教堂墙壁写。李遥扉同学便义正词严大声说:“这是中国地方就是要写!”几个同学紧握拳头，很是气愤。法国神父见状，便无可奈何地龟缩回教堂。林毓硕同学当听不见，只管专注地写。一条工整庄严显眼的大标语便出现在法国天主教堂门前的墙壁上。 
  
    街头演讲。组织口才比较好的同学在街头作演讲宣传。每逢贵城街日便在十字街头或人群比较集中的地方作演讲宣传，向群众揭露日寇的暴行，阐明抗日救国的迫切性，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抗日救国。演讲前先由歌咏队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群众闻歌而聚集，演讲者也讲得动听，因此听者甚众。 

    组织贵中剧团。演出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话剧、粤剧。李华、罗隐松、陈宏才、赖鸿英等同学负责找寻剧本，有时找不到剧本，这几位同学便自己编写，如《黎明》、《捉汉奸》等话剧及多幕粤剧《雷鸣电闪风雨夜》都是他们自己编的，排练时由演出者自己集体导演，有时老师也来指导。舞台搭在贵中大礼堂前，舞台前是贵中的大操场。没有布幕便组织沈锡琼等同学问各商店募捐。许多爱国商人很热情地支持我们，只几个钟头便捐得够买布幕用的钱，演剧用的道具也由同学分头去借。我们曾在校内演出《黎明》、《青纱帐里》、《八百壮士》等话剧，每次演出观众都挤满大操场。除了在校内舞台演剧外，有时也利用集市街日到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等街头活报剧。观众很多，演出效果也很好。 

    8月中，淞沪战役开始。后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日寇对中国人民进行极野蛮的大屠杀，更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恨，抗战的烽火越烧越烈。贵中当局便下令全校停课，由师生组成两个宣传大队，分别奔往郁江南北两岸各乡进行发动群众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北岸宣传队从学校出发，经大圩、庆丰、贵桂石龙、奇石、中里、龙山，过东山石龙，出蒙公、覃塘，过三里、石卡、西山然后回校。南岸宣传队先到八塘、桥圩、木格、木梓，(一小队去东津)出瓦塘、香江、新塘然后回校。历时20多天。当时交通不方便，没有乡村公路，没有汽车，就连自行车也很少。我们背上简单行李，靠双腿步行，跋山涉水。不少同学脚板起了血泡，但为了抗日救国宣传，没有怨言。我们每到一个圩镇立即开展写标语、画壁画、演讲演街头剧等宣传活动，我们的宣传的确激发了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义愤，尤其街头剧宣传效果更好。如我们在瓦塘演出《捉汉奸》这出街头剧时，“汉奸”逃走，观众中竟然有人出来捉拿，不少观众喊杀喊打。经我们解释是演戏，他不是汉奸才免遭意外，这位饰汉奸的同学受了一场虚惊。 

    同学们参加了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不但教育了群众，同时更教育了自己，提高了爱国思想。因此不少同学投考参加广西学生军，直接投奔抗日前线，或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作出可喜的成绩，都不辜负那具有历史意义的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