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军阀1936年发动“六一”抗日倒蒋事变，对唤起民众抗日救国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当年12月中旬、新建立的中共广西省工委，就西安事变问题发出通告，号召全党支持张学良的正义行动，为促蒋抗日而努力，更明确了政治方向，打下了抗日统战的思想基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贵县（今贵港市）仅有分散活动的不到10名的农村党员。1937年初，上级派党员到贵县城活动，“七七”抗战后开始发展了一些党员并建立党支部，(次年5月重建了县委)，地下党组织活动从此恢复了正常。党员和积极分子一起，联络学校师生和知识青年，以及暑假回乡的大、中学生，在城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各界人民激起了抗日怒潮。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的地方党部却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我党仍必须采取秘密活动，以各种方式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当时在我县的党员，大多都是中学师生和中下级公教职员。抗战之初，迸行统战工作，主要由银行职员莫镇廷、县府督导员刘玉秋这二位党员出面联系，较便于掩护。莫是“财神”，刘是“公子”(刘父是清秀才，留学日本，任过国民党广西省党部首届执委，知名绅士)。他俩年青活跃，爱唱歌演剧，莫还是个小提琴手，玉秋还跟县长黄绍耿的亲信女科员刘庆裕攀宗亲。通过上述条件，较易取得县长对抗日宣传工作的支持。黄绍耿见有一群热情青年起来搞宣传，有利于战时动员征募的进行，他可坐捞领导“抗战建国(这是国民党的口号)”工作有方的声誉，自也乐于赞助。贵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就这样地开始建立起来了。这阶段，各阶层群众性的“献金救国”和募捐寒衣、布鞋慰劳前方将士的活动，曾出现空前的爱国抗日热潮。

    抗战8年，贵县历五任县长，第三任罗福康最长(1939年5月至1944年9月)，后两任时间较短，后来的一任比其前任更为反动。参议会议长李梦龄以圆滑著称，连任两届，几乎贯穿整个抗战时期。从1936年起到1947年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是反动透顶的傅斗楂。国民党的党务、政府议会，其性质上反动是一致的，但在争小权上互相矛盾。我们抓住团结抗战的大题目，表示“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向县长请示汇报工作，实际上撇开、孤立了顽固党阀傅斗楂。罗福康到任之初，我党通过浔州区民团指挥部少校指导员黎中青(地下党员)，把谭镇邦(即谭敏，当时在桂平)介绍给罗福康，谭被委为县府科员，担任“战时政治教育工作队”副队长(正队长是教育科长唐伟英挂名)。镇邦在实际领导政工队的工作中，表现了他在组织宣传上的才能。秋初，罗福康把政工队停办了，另从全县范围抽调200多名教师，组成战时工作团，由县长兼团长，国民党部书记、参议会会长兼融团长，他们都是挂名，谭镇邦为专职秘书，实际领导战工团的工作，有一定的人事权。团的几个股主任、工作队长，由秘书提名请团长委任(这些中层干部都是地下党员或进步青年)。我党在战工团内有秘密中共党支部，谭镇邦是支书。

    当时三青团贵县分团刚建立，里面也有我党秘密支部。地下党组织不发生横的关系，但在抗日救亡工作上，战工团和三青团之间合作得很好。由于地下党在起作用，三青团不被傅斗楂牵着鼻子走，我们能从中团结、争取中间状态的青年，成为抗日统战的一部分力量。中共在《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在报上发表，地下党按照《宣言》中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作为宣传的中心。战工团下有一个儿童工作队，县政府组织有抗日游击队，这两个队都由我工委派团员(地下党员或进步分子)去担任指导员，加强了政治领导。儿工队也随战工团下乡宣传，气氛很活跃，深受群众欢迎。战工团在城区，举行时事座谈会，根据毛主席《论持久战》的论证分析，批驳了妥协投降谬论。同时还组织业余话剧团、歌咏学习班、升中补习班、抗建书社等宣传文化团体，把官办的“抗敌后援会”、“妇女会”、“商会”等团体都带动起来，县城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抗日除奸的道理深入人心。大圩镇也出现类似的气象。贵县是当时桂东南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较好的县份之一，这是地下党在斗争中发展党员(新旧党员共约50人)并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也与省工委黄彰同志的经常指导分不开的。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政策重点对外转向对内，制定颁布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地下党在执行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的过程中，和顽固派曾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

    (一) 1939年“三八”节，我们组织了几篇纪念文章，其中有怀念去年下乡宣传抗战得病后逝世的刘其华、洗丽莲二同志(幼师，南宁人)。文章在《贵县日报》副刊发表，它既谈团结抗战，又谈反降反托。傅斗楂看了，认为这是共产党吉论，要追查作者。由于这次通过妇女会长李乔仙出面组稿，我们平日与李交谊颇好，且文章是站在维护女权的角度立论，李不主张追查作者，对县党部敷衍一下，便不了了之了。

    (二)战工团成立时，傅斗楂把一些有托派观点的思想顽固的教师，塞进战工团，企图达到从中破坏的目的。我党支部识破傅的阴谋，特地把这类人编为一队，分配他们到离城不远的棉村乡去。果然，这队人在棉村表现纪律不好，群众印象坏。谭镇邦把情况向罗福康汇报，罗火了起来说:“这些人怎能做政工?他们还要别人给他做思想工作哩。”叫谭马上把他们退回原校去。傅斗楂故意造谣：“战工团赤化了”，要那督察员拉谭镇邦入国民党。谭说不愿参加党派。傅又向罗县长说：“谭镇邦连国民党都不愿入，一定是共党分子。”罗不同意这说法，反问道:“现在国民党员还是少数，难道多数不入国民党的都是共党吗?”傅斗楂哑口无言了。在谭的影响下，很多战工团员也不愿加入国民党。

    (三)国民党顽固分子懂得，利用托派来破坏团结抗战.比他们直接出面要好，于是他们唆使托派伪装革命，伺机破坏。北厢小学有托派观点的教师李某，把抗战歌曲《黄河之恋》首句“追兵”一词篡改，唱成“征兵来了可奈何！” 煽动人们对当时为抗日救亡服兵役的不满。地下党通过行政关系，报告县长撤了李的职。我同志还就此事例，给《贵县日报》投了几篇“来论”，揭露托派破坏抗战的罪行。(报社编辑是秦似)。此事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四)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部多方刁难破坏抗建书社，1941年冬，竟悍然限令书社停业，要由官办的中国文化服务社接管。我党同志一面将进步书刊转移，一面由书社经理莫镇廷、理事江明彬、温子芳(均地下党员)组成“抗争小组”提出议：“书社是私人投股，应由社友自行处理，不能无偿归公(实为国民党没收吞并) ”，书社将存书及财产折价，按股分计本利退还股友，罗福康得到退股及分红时，也表示满意。

    广西的国民党反动派，1942年在桂林制造“七九”事件后，大肆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贵县国民党部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查封我党人私营的怀城书店，由文化服务社专门发行反共书刊，通令禁演进步戏剧，禁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等几十首抗战歌曲，侦察阅读进步书刊的人……两年前那种蓬勃的抗日救亡气氛，被高压得不可再见了。

    “七九”事件发生，我党员分散隐蔽，只留个别同志在三青团内作联络。新任的三青团书记谭炯章(二战时参加中共，抗战初失了组织联系)以“外灰内红”的身份，掩护地下党员，如1944年以县参议员身份，与木格反动区长交涉所拘捕陈朝英等地下党人。谭炯章失了组织关系，仍在不断地做党的工作。

    1943年夏，新任县三青团书记长甘正甫，带来几个反动的股长，我党员甘松洲在该团内做干事，对发展团员的工作消极应付，而又积极地教育青年朋友，分析批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反动谬论，使人们少受它的毒害。1944年秋日军第二次侵入广西，11月初贵城沦陷，在此前后，各乡地下党和爱国抗日入士，组织抗日同志会，掌握或联系了所在乡的抗日自卫队，截击过境或来犯的日军，对个别亲日分子(例如石龙曾留日的刘碧光、覃桂秋)的降敌谬论和资敌活动，予以批驳和打击，使日伪军扩大侵占掠夺的阴谋不能得逞。

    1944年11月下旬，国民党贵县当局在木格拘捕我地下党员及抗日人员事件发生，是贵县国民党顽固派公开反共面目的大暴露，贵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巳被彻底破坏。于是我党被迫于次年2月，发动了为抗日保乡、为争取民主而战的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