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代的推断

　　该墓葬早年被盗，椁室内随葬品大部分已被盗走和弄乱，加上墓室内长期积水，器物位置浮移和散乱，造成资料的严重短缺，就现有出土物来看，没有发现有年代可考的文字资料，所出木牍、木简大部分残毁，看不到确切年代记录。但是，这座墓的整个结构是清楚的，椁板下的殉葬坑、器物坑未被盗扰，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即使被盗扰了的椁室也出土了一些时代性较强的器物，可以同邻近地区时代相近的墓葬葬作比较，从而推断出它的相对年代。

　　首先，从墓葬结构来看，有斜坡墓葬道，构多层棺椁，木椁周围用白膏泥填塞，这些都有湖南楚墓葬的作风，有高大的封土堆，墓葬圹上部为椭圆形，下部接近椁室高度时呈方角，同长沙马王堆一、二号汉墓葬的做法相似。

　　其次，从随葬品来看，有不少是属战国晚期和秦代的，如桥形小钮、方窄钮座、窄边的四山字纹铜镜和四叶变形螭纹铜镜，凹字形铁锸，都是战国时代楚墓葬常见有器物。铜桶同广东肇庆战国晚期墓出土的相似，盘口铜鼎也见于两广战国墓、铜羊角钮钟曾见于云南楚雄万家坝战国墓葬。铜杯形壶同山东诸城ZUANG家庄出土的战国晚期杯形壶十分相似。1式带盖铜鼎、铜钫、铜也、铜勺、漆奁等，都同湖北云楚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相同，蒜头扁壶与山西榆次王湖岭秦汉之际墓出土的相似。其它铜壶、铜盘、铜盆等，也是战国晚期至西汉前常见的典型器物。铜鼓从形制到纹饰作风都和广西西林汉期铜鼓墓的一、二号铜鼓、云南晋宁石寨山第十四号墓的一号铜鼓，云南江川李家山第十七号墓的三十号铜鼓相似，显然时代是相近的。陶器都是实用器，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是两广地区战国至汉初期墓中的常见的典型器物，如带盖子口、饰篦纹和水波纹的三足盒，小口，饰密集弦纹的三足罐，素面的浅腹杯，方格印纹罐等，从胎质、造型、到纹饰，都同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广东肇庆战国墓、广州皇帝岗秦墓、广州华侨新村西汉前期墓，广州淘金坑西汉前期墓出土同类器相似，西汉中期以后这类陶器就已消失。漆器中的一部分，如饰波折纹，点纹、烙印“市府草”的耳杯，饰波折纹、BB形图案的盘，饰卷云纹的奁等，从胎质、制法到设色和纹饰作风，部分烙印戳记和针刻文字，也多与长沙马王堆一、二号墓、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漆器相似。木器中的六博盘、方形案也同秦墓（如前说的睡虎地秦墓葬）和汉初墓葬出土的相似。木牍、木简上的墨书文字，同长沙马王堆汉墓葬的造册、竹笥木牌和部分帛书以及云楚大坟头汉墓木牍 的文字也十分相似。相反，没有发现汉武帝平南越以后在岭南的流通的五铢钱，没有发现岭南西汉中期以后墓葬中常见的“汉式”铜镜和仿中原礼器的鼎、壶、钫陶器和滑石器，更没有发仓、灶、井、屋等模型明器。

　　总之，这座墓保留了一些战国晚期以后的作风，随葬品中也有不少是属战国晚期、秦和西汉前期的器物，没有发现西汉中期以后的东西。在稍晚的墓葬中有时代稍早的器物随葬，在考古学上是常碰到的现象，因此，我们推断这座墓的时代是西汉初期，上限到秦末，下限不会晚于文景时期，大体与江陵凤凰山汉墓葬和长沙马王墓葬时代相近，或者比它们稍早，在岭南地区来说，就是赵佗称王的南越国时期。

（二）墓主人人身份的推断

　　从墓葬规模、棺椁结构、殉葬品的丰富程度等方面来看，墓主人生前很可能是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即当时地方政权机构的最高官吏。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每郡都置有郡守、郡尉，由中央直接委派。他们在地方上权力很大。在新开辟的边远地区，郡守、郡尉多从善战的将领中选拔。为了使政权易于统一，当时还有郡守兼郡尉职的，权力就更大。按《汉书·地理志》所载，贵县在秦代属桂林郡，汉代属郁林郡。墓中出土不少漆器烙印“布山”戳记，表明贵县在秦代属桂林郡治布山县的所在地。秦破灭，赵佗即以南海郡为基地，击并桂林、象郡，割据岭南，于是秦代桂林郡也成南越国一个行政区。贵县既是南越王国的桂林郡治所在，桂林郡守、尉死后葬在这里，是完全可能。

　　从墓葬规模之大，动用建筑材料之多有情况来看，墓主人生前必然能征调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较长时间的经营，有七人殉葬，生前一定占有大后批奴婢。这在西汉初年的南越国也只有桂林郡守尉、这样的高级官吏才能办到。

　　《礼记·檀弓篇》说：“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这虽是先秦的葬制，但对后世也有影响。结构庞大而又有复杂的椁室的墓葬，在秦汉考古中并不多见，十二个椁箱加工上双重漆棺，相当于先秦的诸侯一级的葬礼，在秦和汉初也只有郡国一级的官吏才能相比。

　　随葬品的组合，除因椁室被盗，无法明了以外，从器物坑所出铜器和“从器志载名目，多少还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至少中原地区贵族墓习用的铜器如鼎、壶、钫、盘、也、勺、都有。鼎除有盖的两件外，还有三件盘口鼎，合起来是五鼎。按照先秦文献的说法，“五鼎”是大夫一级用的，（〈孟子·梁惠王〉下，也相当于郡国一级。同时，墓里还有成套的钟鼓乐器，殉葬有舞乐伎，也显示主人相当赫的钟鸣鼎食的贵族。从椁室盗剩器物中清出大量铜镞、武器木柄和殉葬五号人身边配带两柄长剑的情况来看，墓主人生前还应是一员武将。

　　随葬品中有大批典型的五岭以北地区的产品，如有盖铜鼎、铜壶、铜钫、铜盘、铜盆、铜也、铜勺、铜锥壶、铜镜、铜带钩、漆耳杯、漆奁、木六博、木梳篦等；还有大量的墨书、烙印、刻划的文字，都是当时通行全国的书体，尤其“从器志”中一再提到“中土瓿”、“中土食物”。这一切表明墓主很可能是从中原内地来的官吏，而不可能是本地民族首领。

　　秦汉之际，秦之龙川令赵佗受南海郡尉任嚣的嘱托，割据岭南三郡。他的主要行动有二：一是“急绝道聚兵自守”〈史记·南越列传〉，即断绝岭 南同内地的联系，人地域上造成割据的局面；二是“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史记·南越列传〉，即从组织上把统治大权抓到自己手里，郡守郡尉等高级官吏当然也就换成了赵佗的亲信。从历史文献看，这些人大都是在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中从中原地区南下的将士，以及在统一岭南之后谪发到岭南的“诸尝逋亡人、ZI媚、贾人”，“治狱吏不直者”（〈史记·秦始皇本纪〉。任嚣在临死向赵佗授机宜时说，“颇有中国相辅”〈史记·南越列传〉。汉高祖十一年诏书，说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中县人以故不耗减速”〈汉书·高帝纪〉。这些都多少透露了这方面的情况。此中“中国人”、“中县人”指的是从中原内地来的人。秦代谪戍岭南的大部分人是劳动人民，但带兵的都是贵族将领。赵佗本人在南征时也是一名将领，后来被任嚣指定为南海郡尉的继承人，随即拥兵割据，才成为岭南三郡的最高统治者。估计罗泊湾一号墓墓主也此类人物，可能是在政权变易过程中被任命为桂林郡的守、尉。

　　南赵政权中的高中级官吏，除个别是当地民族首领以外，大部分都是中原人。他们同中原内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桂江、灵渠等交通孔道，从内地输入生产、生活用品，如青铜器、丝织品、“中土瓿”、“中土食物”等，也可能通过烊河江（红水河）从夜郎、巴蜀输入他们享受的物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墓中可以看到如此丰富多样的随葬品。

　　另外，这些人到岭南来以后，同岭南本地民族也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赵佗本人，原是北方真定人，到岭南后，不但自称“蛮夷大长”，而且遵从越俗，“弃冠带”，“魑结箕踞”〈史记·陆贾列传〉。由于他们同当地民族关系密切，随葬品中有铜鼓、铜羊角钮钟、铜筒形钟、铜桶、铜盘口鼎、“越筑”、“越服矢”等当地民族习用的器物，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总之，可以推断罗泊湾一号墓墓主是中原人，他生活的时代是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主要活动时间应是秦代，在秦始皇南征时已有一定的地位，到赵佗割据岭南时，任南越国桂林的最高官吏。